他是我的学生。跟其他学生不同，他是经过两次高考的。是考上了两次。第一次，他考上了一所挺好的大学，因为是理工科，读了两年，觉得不喜欢，他喜欢文学，退学了。我听到他这事迹，颇不可思议，至少为他捏一把汗，要是再考，考不上呢？好在他又考上了，上了我所供职的这所大学文学院，理想与现实终于统一了。
但这些是我后来知道的。上他年级课时，我只知道有个学生，身材高大，课间和课后总是要到我的讲台前。他站在我对面，手臂大张，撑在讲台的那一面。他的头微仰着，眼睛总习惯性地睨视着。他不像其他学生那样谦卑，俨然不是来讨教的，他喜欢说“聊聊”。确实是聊，古今中外，无所不聊，但都跟文学或人文学科有关，基本没聊生活琐碎、人情世故，不像有些学生，关心俗事甚于关心学业。
他叫我“希我兄”，我不知道他是否也这样称呼其他老师。他曾在我面前称呼一个老师，在那老师的姓前加个“小”。虽然我对怎么称呼我无所谓，但听到他称呼别的老师，还是觉得不顺耳，就纠正他。但好像他并没有改过来。
从他的“聊”中，我知道他找过不少老师聊，从老师们那里也证实了这点。课间或课后到讲台上聊，并非只是出现在我眼前的风景。老师中有欣赏他的，也有觉得他太狂的，甚至觉得他可笑，或者烦。他否定许多学术现象，质疑现有的知识，有的十分有见地，远远超出了现在学生的普遍水平。当然有的，即便我这个脑瓜长着“反骨”的人，也未必赞同。我考上博士时，我的导师第一次给我上课，就正告我：从今往后，说话要有根据，不能自说自话，要储备学术资源。当然我到最后也没能做得很好，也因此吧，也比较能接受他的“狂”。至少，他是有思考的，有问题意识。现在有问题意识的学生实在不多，现在的学生，会考试的多，会提问题的少。可能是对所学的本来就没兴趣，读什么，只是出于就业前景，本来就只将读书作为“敲门砖”；也问不出来，因为压根儿没有思考过，脑袋空空。我们这体制就培养这样的学生，从小学到中学、大学，只要乖乖的，就能一路顺畅地爬上来。他们的脑袋就像出租屋，随时可以租人，随时可以清空，永远住的不是自己。
我总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太乖了，年轻人本就应该狂，狂妄比未老先衰好多了。但我这么说时也很犹豫，据说他会在课堂上站起来跟老师顶牛。我问自己，如果发生在我的课上，我是否还会欣赏他？我不能肯定。对人性，我的估计是很低的，包括我自己。
即便是他不当众让我难堪，而是私下里跟我交流，我是否就愿意？我是否不会觉得被冒犯？所谓师生平等、教学相长，历来只是理想。
历来，学术都不可能是纯学术。
即便我愿意交流，但我也没那么多时间。大家都很忙。我甚至还没有别的老师有耐心，我的一些同事对他可谓有耐心的。所以，所谓期待有问题意识的学生，也许不过是“叶公好龙”。
狂是很伤人的，伤别人更伤自己。我自己当年就很狂，于是一路跌得头破血流。作为长辈，我也真不愿意他遭受我的折磨。所以我也努力向他做世俗的劝诫，像当年孙绍振老师对我的那样。当年，狂飙的孙老师是我的楷模，至于我之狂野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步。也许孙老师意识到不妙了，开始转换角色，劝诫我。现在想来，当时孙老师真是煞费苦心了，现在也轮到我了。
他曾告诉我，他觉得拜伦《唐璜》目前通行的查良铮译本，缺陷很多，他想重译。他说已经在做准备工作了，而且很快地，他真的着手重译了。这可是极大的挑战，他的能力怎样？即便他能胜任，查良铮可是名家，那译本，还被同样是名家的王佐良赞为最好的译本。现实的力量是强大的，与真理无关。我曾经也是“不怕虎”的“初生牛犊”，但是后来不得不承认，老虎还是老虎，这就是真理；我曾经信仰“巴尔扎克的手杖”，上面刻着：“我能摧毁任何障碍！”现在我相信“卡夫卡的手杖”，“任何障碍能摧毁我！”也许是从那时候起，我确切预感到他必须经历坎坷了。
大四时，他告诉我要考研。我觉得妥，这是他最好的出路。但是他考研失败了。我们的考试机制，某种程度上是“逆淘汰”机制。有时候我想，可惜硕士招考上导师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，如果能，我就收他，我相信他比许多考上了的学生都适合读研。有时候我也奇怪，说他不适应我们的考试机制，那他当初怎么两次高考俱有斩获？难道是因为后来亲近了文学？
现在，他准备出国读研，读的仍然是文学。我为他写了推荐信，义不容辞。但是我也不禁犹疑：出去后又会怎样？一是语言，虽然他对自己的英语颇有信心，但是读的可是文学，不是理科工科，对语言的要求可不是能用即可；二，读出来了，干什么？也许我俗了，他说不考虑这问题，当然他的家庭背景也可以让他不考虑这些，这是他的幸运；第三，也是我最犹疑的，难道西方人就能够接纳他狂？阳光之下，没有稀奇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