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出生在一个矿区，爸爸的工作是挖煤矿。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业，我很怕故乡的冬天，很多雾，冷冷地坐在学校上课，一听到矿务所敲紧急钟，“当当当，当当当”，然后开始广播几号矿出事，我在教室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心里拼命祈祷：“不要是我爸爸，不要是我爸爸。”
那样一个矿区有一个好处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行业危险，每个人都知道明天不知道在哪里，所以人跟人学会了互助和珍惜。村子里如果刮台风，屋子被掀掉，第一个修的肯定是寡妇家，大家都去帮忙，因为家里没有男人。我看过一本书，克鲁泡特金的《互助论》，每次看到都很感动，觉得我们那个村庄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社会缩影。在那个村庄，基本上没有谁是李先生、王先生，不是阿伯，就是叔叔、阿公，女生不是阿姨，就是姑姑、阿嬷。
小孩子端一碗饭就可以全村吃遍，但同样你只要做错一件事，就会被打3次。我有一天只是在路上转弯处小便，伯伯过来，看到就一推我，说：“你怎么在路上小便，女生如果看到多难看！”我那时候只是小学二三年级而已，就被打了一次。事隔半年之后，有一天那个阿伯跟我爸爸在树下聊天，看我走过去忽然间想起来了，说这个小孩儿有一次在路边小便，我打过他一次。我爸爸就说：“过来。”然后“啪啪啪”，又一次。事隔1年之后，一次他太太去洗衣服，碰到我妈妈，她突然间又想到了：“我听我先生说，有一天那个谁啊就在路边小便，我先生打过他。”回来我妈妈二话不说，竹子一拿就是“啪啪啪”地打。
那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你的丧事，大家是真心地悲伤着；你的喜事，大家是真心地替你开心。
这个村子消失36年了，我父亲去世是1989年，他是矿工，五十几岁生矽肺病，六十几岁受不了，自杀。那一天我弟弟先回去照顾妈妈，我在那边处理后事应付警察，因为是非自然死亡。我回到村里差不多晚上10点多，狂风暴雨，我弟弟回去时已经通知了叔叔伯伯。我晚上10点钟送爸爸的遗体进门的时候，所有的叔叔伯伯已经在那边跪下来，来自各地。
第二天治丧的时候，我弟弟说爸爸曾在夜里讲，他的丧事即便在半夜通知给朋友，他也很自信他的朋友都会来。我爸爸还交代扛棺木这件事，叔叔伯伯都老了，都有矽肺病，所以我们要雇人来扛。我有一个叔叔就说：“这种事情你不要烦了。”
出殡那天，叔叔伯伯很早就来了，每个人自己拿草鞋来穿，草鞋上套着白布，意思是要扛棺木上山。从我家到平路的路面有20级台阶，我是长子，要捧牌位在前面走。我在那边大哭，我哭不是因为我爸爸，我爸爸临终前的一个月，该哭的我都哭了，我是看到十几个叔叔伯伯，六十几岁，都是矽肺，皮肤苍白，腿瘦瘦的，使劲抬上去，肌肉收缩，我看到十几双腿在抖，心里想我这一辈子如果有这样的朋友，即便什么都没有做，也很自豪。
我对上一辈人的情谊、人跟人的真情很珍惜。经过最重、最浓密的情感之后，你再去一个地方，会没有办法把它当做你的故乡，你的乐土。